人民日报警告，军费暴涨，警惕日军国主义复活动向及战力升级威胁

人民日报报道指出，当前需要警惕复活日军国主义的动向，随着军费暴涨和战力升级，国际社会应高度关注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及其潜在影响，文章呼吁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苏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。

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，计划在年内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，重点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、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、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，这反映出日本加速推进“再军事化”的危险动向，势必损害地区和平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。

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超过9万亿日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；拟取消对武器出口的五种类型限制，为武器出口大幅松绑；宣扬“核武装”论，试探“自主拥核”可能。这些举措进一步突破了“和平宪法”和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军国主义回潮的担忧。

与往届政府相比，日本现政府加紧强军扩武的新动作包括：国家财政资源大幅向军事领域倾斜，军费持续暴涨；军费投入集中向进攻性军备及前沿性部署倾斜；产业投资重点向军工相关产业及科技领域倾斜，让军工高利润成为日本低迷经济的新增长点；军事指挥体制强化与全域性战力扩张。当前，日本构建综合“海陆空天网电”六大维度的“跨域作战能力”，重点强化先发制人的立体性远程打击能力；军备建设聚焦无人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等高精尖领域，加速太空、网络等“高边疆”军事化进程；军事部署进一步向“西南防线”倾斜，打造针对中国的“前沿威慑体系”，强化台海方向干预能力。同时，日美军事一体化持续深化，在联合指挥、情报共享、部队行动、军工产供链领域的融合程度加深。

2022年底，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，提出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，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。这是日本向突破战后核心防务理念“专守防卫”原则迈出的实质性一步。2025财年，日本提前两年实现防务开支占GDP比重2%的目标。分析认为，日本防务战略由“被动防御”急速转向“主动威慑”。这种变化既延续了以往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扩军的政治议程，又在规模与速度上表现出新的突破性。

从延续性看，日本现政府承接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“安倍路线”，推行“强有力的外交与安保政策”，持续推动修宪与系统化强军工程，宣扬历史修正主义，并继续通过渲染“周边安全威胁”为强军扩武造势，为彻底突破约束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寻求所谓“合法性依据”。从突破性看，日本现政府展现出政策解禁与能力突破并重的倾向：一方面，在政策解禁上更具激进性与冒险性，首次将“台湾有事”与集体自卫权挂钩，不仅公然挑战国际法理与一个中国原则，也极具突破性地将别国内政“纳入”本国安保法制政策中；另一方面，前所未有地扩大防务投入，加强军工产业基础，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，最大程度推进财政资源向军事资源转化，并使其集中投向高精尖、前沿化作战领域，较以往政府更具野心企图，也更具备进攻性态势。

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，当前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扩张、军事部署进程加速，这一趋势延续了日本近代以来以国家“存亡危机”为名的扩张逻辑，暗藏军国主义回潮的现实危险。二战后，日本对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。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，让日本军国主义成为随时有可能爆发的休眠火山。

从日本国内看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扩军基于国内政治利益考量，即积极迎合右翼势力与军工集团诉求，通过渲染“外部威胁”转移国内矛盾视线，展现强力领导手腕，吸引民众支持、巩固执政地位。这符合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思路，即以安全防务领域为突破口，谋求摆脱“战后体制”，驱动国家战略整体转型，争取更强国际政治威望及战略地位。从外部因素看，美国的牵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，在安全领域放纵日本松绑军事限制，鼓励其在同盟体制中发挥更多权责，并且为其军事能力建设提供资源与支持。这给日本“借船出海”，在同盟体制内强化自身战略能力提供了更大底气。

伴随国内右翼政治处于扩张期，日本日益沿着“再军事化”路线快速推进，开始呈现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征兆。尽管与战前旧式军国主义具体形态有所区别，但当前日本的“再军事化”仍与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。这明确体现为以强军扩武为国家核心议程，军工利益集团权势显著提升，现政府主导的“军工复合体”强势崛起，支持军扩及对外强硬的社会动员不断加强，极端民粹主义乃至“皇国思想”显著抬头。在战略规划、防务政策、军工基础及动员机制领域，日本正在推动系统化、进攻性的政策，且其思想理念及意识形态始终与战前军国主义存在难以切割的关系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战后至今，日本从未对战前军国主义做充分清算，战前军部政治与战后右翼势力在人际关系、意识形态、利益诉求上一脉相承，导致其遗毒影响至今。这成为日本力图以实力主义、强硬手段，将周边国家作为“威胁来源”，实施军事对抗的重要原因。

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，“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，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”，日本宪法对军力、交战权、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。然而，日本政府近期在日本国会公然鼓吹所谓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，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。2025年，日本完成向美国返销“爱国者”防空导弹，成为其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的标志性事件；全面启动与英国、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，并计划允许该机型出口至第三国；持续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等海上杀伤性武器。这些行动彻底暴露了其“被动防卫”说辞的虚伪性，进一步加剧亚太地区局势紧张。

日本强军扩武对其自身、地区乃至全球都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。对日本而言，巨额军费挤压民生支出，加剧财政负担，导致社会意识形态趋向保守扭曲，面临“穷兵黩武”风险；对地区而言，日本与周边国家难以构建充分安全互信，军备竞赛与安全紧张加剧，破坏亚太和平稳定；对全球而言，日本的种种举措冲击二战后国际秩序，削弱联合国权威，增加地区冲突风险，若日本突破“无核三原则”，将进一步引发核扩散危机。在此背景下，国际社会应共同坚守战后秩序历史与法理依据，依据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及《联合国宪章》等国际法文件，重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、维护持久和平立场，牵制日本破坏“和平宪法”、突破“专守防卫”行动。在地区层面，各方应坚持推动构建基于新型安全观，符合亚洲多元协商主义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，坚决反对日本“再军事化”及美日同盟强化带来的泛安全化、军事阵营对抗等负面影响。在国际上，推动和平反战教育，普及二战历史真相，发动各国民间和平力量，相互响应支持，共同维护历史正义，增强国际社会对历史修正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警惕与批判。